滿族領主經濟的主要特征是旗地國有以及農奴主對農奴的役使，它的瓦解相應表現為旗地的私有化與生產者身份的轉變。二者都是通過旗地土地買賣關系與租佃關系相輔相成的發展實現的。一般旗地的地主經濟因素從入關開始時迅速壯大，康熙末年，已成為普遍的經濟形態。

旗地買賣關系。旗地是滿族統治者分配給旗人的份地，只賦予占有權和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因此在入關伊始便規定：旗地不準越旗交易和私售與民，違者以盜賣官田論罪。但普通旗人所得地畝本來有限，頻年出征不能用力于畎畝，地多荒蕪，加之天災人禍的襲擊，經濟地位極不穩定，于是從康熙初年便出現了八旗人丁典賣旗地的事件。

1670年（康熙九年）康熙帝頒行諭旨：“官員甲兵地畝，不許越旗交易；其甲丁本身種地，不許全賣”。④這表明，同一旗分旗人互相買賣土地使旗地合法化。土地買賣，是實現所有權的重要手段。

由于旗地本不準買賣，所以清朝在入關以后并沒有像對待民地那樣，建立管理土地交易的稅契制度。康熙以后，旗地典當活動愈演愈烈①，私家交易形成大量白契，日積月累，交易雙方經常為土地的歸屬與權益問題互相構訟，給清政府實行旗地管理帶來越來越多的麻煩。1723年（雍正元年），清政府正式建立旗地買賣的稅契制度，規定從此以后旗人典賣房地，必須到八旗左、有翼收稅監督處領取印契（又稱紅契，即官方頒給的財產轉讓證件，主要有地契和房契）；凡實買實賣者照民間例納稅（按買賣價銀的3％取稅）；至于典賣旗地亦準予納稅，年滿取贖時將原印契送兩翼監督驗看銷案。②對買賣土地進行稅契，歷來是土地所有權的法律保證，同時也是土地買賣合法化的重要標志，因為只有當旗人土地私有權得到清廷事實上認可以后，才可能建立這種制度。于是，不準越旗交易的禁令便成為一紙具文。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清廷不得不面對現實，宣布準許旗人不拘旗分買賣土地③。從此，不同旗分旗人間土地買賣不受任何限制。當時，旗民不準交易的禁令雖然沒有撤銷，但已不是對旗地私有權的約束，而是作為滿族地主兼并旗地的一個保障。

實際上，早在康熙年間，畿輔地方漢族地主就開始兼并旗地。由于有旗民不準交產的禁令，所以這種買賣多半是在“典”的形式下進行的。“典”是一種只讓渡使用權，但保留所有權及回贖權的財產交易形式。因為民人典買旗地時所定回贖期限很長，顯然等于變相的買賣行為。正如當時人指出的：“名曰老典，其實與賣無二。”④乾隆初年，畿輔地方的民典旗地已不下數百萬畝，典地民人不下數十萬戶，普通旗人手中的土地相當一部分已落人民人之手。在關外，旗地典賣事件也層出不窮，1673年（乾隆十二年）四月，盛京將軍達爾當阿提到，奉天旗人將旗地“以五六十年乃至一百年為期，寫立文契，典與民人耕種”⑤。到乾隆中期，奉天民典旗地已達12萬余晌。⑥因此，無論就旗人內部還是旗民之間來考察，旗地買賣關系在乾隆年間均達到非常發達的地步。

旗地租佃關系。清朝進關以后，下層旗人因不具備農奴制的生產關系，紛紛改行封建租佃制，但就旗地莊園看，農奴制生產關系占據主導地位。當時對旗地的提法一般是設立莊頭，撥丁耕種當差，“滿洲藉家仆資生”，大體反映了旗地經營方式的狀況。旗地租佃關系與買賣關系的發展，不斷削弱了領主經濟對土地生產者的人身束縛，使旗地的主要生產者由農奴轉變為佃戶。康熙年間禁止圈地和逼民投充以后，旗地上的農奴“贖身者頗多”。“資佃耕種，收取租息”已成為畿輔地方旗地經營的主導形式⑦。關外奉天地方旗人，原先“俱各力田躬耕，以資生計”，到這時也是“本身自種者少，雇民佃種者多”⑧。從此，關內外的滿族地主，都是招佃收租和雇工耕種，役使農奴的現象幾近絕跡。同時，清朝回贖的大片民典旗地，都是招佃收租，再沒有設置重新分配給旗人。到乾隆年間，一般旗地的地主經濟已經日益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