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民風三變

天津地處九河下梢，水陸交通暢達，自古就是軍事屯兵和角逐的戰場。戰國時期，燕、趙、齊等諸侯國逐鹿中原，屢屢挑起戰爭。唐朝經常對北方用兵，漁陽成為軍事重鎮。宋遼兩國以海河為界隔水對峙。金設直沾寨，明建天津"三衛"，都作為屯兵防御的軍事要地。相傳，天津設寨時，居民才有七姓。至明代燕王率兵掃北，大批的隨軍家屬和移民到天津落戶，"筑城設池定為今名"，天津始成為繁華的城鎮。燕王與其父朱洪武揭竿舉旗發端于蘇北，皖南，自然隨之而來的以這一帶人居多。天津民間舊時曾流行著："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的說法。從飲食習俗看，天津人以面食為主，特別是面條與餃子和喜慶聚散有關系，這同山西人以面食為主的習俗是一樣的。而天津的節今時俗又源于河北、河南、山東的農村。由此可見，天津眾多的居民是由退役的軍人和來自四面八方的移民拼湊組合的。軍人粗獷驃悍的性格和移民火爆一團的習性對后來天津民風的形成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天津歷來就有著分幫結伙的特點。如漕運的山西幫、廣東幫、寧波幫等等。就是在同行業問，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抵御外部或外地勢力的侵入，也自發組成團伙，出現了腳行、魚行、糧行、油行等組織。

幫會和團伙內部重義氣，守信用，互助互利。早年有所謂"鍋伙"，合伙吃飯，平分工錢，是原始的互助互濟形式。幫會與團伙之間互不相讓，爭利奪勢。甚至武力火并。李鴻章在《續天津縣志》序中寫道："顧其人情風俗輕生赴斗，猶有漁陽上谷之逸……蓋斯民之富者，多好倡為善義行；其貧者，就死不悔……親上死長，勇于赴難而不屈，亦多忠義才杰之倫。"這是講了好的一面。而其副作用也尤為突出，以土產"混混兒"出名。所謂"混混兒"皆地痞無賴亡命之徒。"混混兒"之間為了搶占地盤，除經常打架械斗外，往往還采用"自戕"的特殊方式來斗狠。如有"刺破頭"自造傷殘嫁禍于人的；有熬打"賣味兒"滾刀肉的；也有爬釘板；跳油鍋的。當然，"混混兒"僅是個別的，隨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早已絕跡，但它畢竟是移民特定時期幫會團伙習氣的產物，其行為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清代，由于政治的相對穩定，天津逐漸失去軍事要塞的地理位置。駐軍執行屯田制，穿渠引水，開荒種田，以保證計養的來源，漸漸由"軍"轉"農"。當政者因勢利導，改軍事管理為行政管理，興辦學校，提倡儒家教育，頗有成效，民風也隨之一改。地方志上有著"貴德恥爭，民淳訟簡"："文風日盛，家弦戶誦，以氣節相高，無論貧富，見義必為，饒有古遺風"等記載，貴德恥爭、樂善好施一時成為時尚。一人有難，眾人相幫的好民風一直流傳至今。敢于直言公理，樂于幫助弱者的事情總是屢見不鮮；而欺弱凌下常常會引起公憤。比如，觀看球類比賽，天津人從來都是為暫時失利的一方搖旗吶喊。排隊購物，小伙子"加塞"會引起眾人的齊聲反對，而老年人偶爾不排隊人們是能夠容忍的。天津人說話辦事很講究：外場"，得過別人的好處；總要以某種方式回報。初次辦事總是把話說得十分周全，讓人心里熱呼呼的。事后還要說：：用得著說一聲"，"有事找我去"。一但別人有事相求，不管能否辦成滿口應允，極力去促成，有些難處也自我承擔，從不對外宣揚。天津人以"失約"、"食言"為恥，稱這樣的人為"大梨"、"庇庇"；以"管閑事"為樂。社會上歷來有民間自行排解糾紛的風氣，稱排解糾紛者為"大了"。"大了"往往是德高望重極善言談，他們了事一般不糾纏細節，盡量使問題簡單化，要求在大方面雙方都過得去，常說："看我的面子完啦"。所謂了結，不是評理，而是使雙方找回一點"面子"。

清末，天津被辟為通商口岸后，經濟地位日益突出，一躍成為華北地區的商貨中心--大商埠。外來事物不斷涌進，新生事物層出不窮。電燈、電話、高樓大廈、租界，日新月異。天津人幾乎每天都在接受新東西，見多識廣，轉化成自我驕傲、夸耀的資本。滋生一種城市人心理上的優越感。天津人動不動就把外鄉人稱為"老呔兒"、"傻冒"，特別愛在外地人面前宣揚自己的所見所聞，目空一切，居高臨下。天津人交往時一般不休陣，有自信心，善于處理各種復雜的局面。天津人講話直爽、簡潔、潑辣，不兜彎子，喜歡直來直去。但是，有時不免虛張聲勢，強詞奪理，出言不遜。因此"京油子、衛嘴子"的流行說法也帶有貶意。

天津衛的民風是隨著地理位置的變遷、經濟發展而產生變化的。天津人的性格也是多元的。"由兵轉農"，"由農漸商"是沿用了天津民風三變的傳統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