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奉十三個皇帝的不倒翁馮道

馮道在古代,史學家對“官場不倒翁”馮道的評價很低?宋代的歐陽修曾在《新五代史》中罵馮道“不知廉恥為何物”?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里也說他“乃奸臣之尤”?然而在近代民主思想的影響之下,有些歷史學家對馮道做出了不同的評價,如南懷瑾?樊樹志等,認為馮道“見風使舵”的行為在動亂的五代十國中,無論是對于歷史的發展,還是文化的保留,都是功大于過?

那么,馮道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究竟是有道還是無道呢?

說他無道,大抵有兩點原因?首先,認為他沒有政治道德,所謂“有奶便是娘”,不忠不義,沒有一點兒中國古代讀書人的氣節?其次,是他對契丹卑躬屈膝的態度?石敬瑭曾派馮道出使遼國,以表示對父皇帝的尊敬,馮道毫不猶豫,說:“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契丹主讓他留下時,他又不肯義正詞嚴地直接拒絕,還稱“南朝為子,北朝為父”?分明一臉奴才相!

按照如此標準來看,馮道的確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奸臣?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我們不妨結合史實分析一下?馮道曾多朝為官,是個經驗老到的政客,如果按照我國古代正統思想來看,他的確不忠不義,喪盡了讀書人的氣節?但是單單這樣看未免忽視了客觀歷史條件:那是一個異常動亂的年代,短短的八十余年,皇帝不知道換了多少個,而且都是邊疆的少數民族?當時就相當于由外國人統治中國,他一個中國人,是否應該“忠”?如果應該,在朝代的頻繁更迭中,在一個比一個殘暴昏庸的皇帝中,他要選擇哪一個作為“忠”的對象?反過來看,無論哪個朝代的君主都請他去做官,更證明他實實在在是個好官,是肯為老百姓做事的人,在這八十年的大亂里,他“不忠”為百姓帶來的好處該是遠多于他“忠”帶來的好處的?再說契丹一事?首先,他不曾參與石敬瑭“割讓燕云十六州”的賣國勾當,和石敬瑭那樣的賣國賊是有本質區別的?其次,無論他嘴上怎樣說,心里還是非常不想留在契丹的,他的恭維不過是韜光養晦的一種手段?后來遼主耶律德光入開封,任他為太傅,使得他能夠在暗中保護中原人士,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契丹的殘暴統治,在復雜的形勢下減輕了契丹入侵帶來的破壞?

至于古時的史學家,往往由于受忠君思想影響較深,在沒有對馮道的施政惠民進行客觀考量的情況下,就先入為主地貶低他的歷史形象?這樣的歷史觀顯然是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