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敬犬的緣起，可能與狗在他們祖先漁獵生活中起的重要作用有關。構成滿族主源之一的建州女真人，原來居住在松花江下游以至黑龍江下游，這一地帶的居民世世代代“不知耕種，以捕魚為生，其來往行獵，并皆以犬，即所謂使犬部也”（《清朝文獻通考》卷27《輿地三》，萬有文庫本，第7278頁）。使犬是當地漁獵文化的重要特征。

在嚴寒的北方，馬、牛等牲畜難以馴養和繁殖，狗便成為最主要的運輸工具。早在元代，這里的居民便使用只能在冰雪上行走的狗車，每車以四狗挽之，悉諳人性，“狗車形如船，以數十曳之，往來遞運”（《明一統志》引元志）。元朝政府曾在黑龍江下游沿岸設置狗站，作為溝通內地與邊疆的交通手段。黑龍江下游的尼夫赫人不僅冬天以狗牽引雪橇，夏季也經常用狗拉纖，乘船溯流上行。狗還是狩獵中的得力助手，清人吳振臣在《寧古塔紀略》中也提到，當地“獵犬勇者，能搏猛虎”。（吳振臣《寧古塔紀略》）總之，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在茫茫的雪原上，是狗為人們承擔著軛運、遷徙和狩獵的重負，離了狗，人們簡直寸步難行。黑龍江下游托姆津河（圖穆寧河）流域的奧羅奇人，家家戶戶養狗，有的多至20頭；尼夫赫人的各村屯，均畜養著數百頭狗。“一家之中不論男女皆畜犬，有祖父之犬，長子之犬，次子之犬等，各養三至五只，故一家養犬數目很多。”（依·阿·拉帕金《奧羅奇—滿族的近親》）但是，漁獵經濟收入的不穩定性，也使養狗成為一項沉重的經濟負擔。當地居民，必須在嚴冬來臨前備足3000至5000條魚干，庶可保證漫長冬季中的一戶狗食。

生活中與狗結成相互依賴的密切關系，應是北方漁獵民族對狗產生深厚感情并形成有關禁忌的基本原因。我們知道，原始初民將某種動物視為本族的圖騰，原本基于兩方面的心態：或因受害而恐懼，或因受益而感激。前者，如狩獵民對虎、豹、熊、狼等猛獸的拜祝；后者，如游牧民對馬、狩獵民對馴鹿、漁獵民對禽鳥的尊崇等等，滿族的敬狗之俗，亦當屬于此類。

需要附帶說明的是，從清代一些可以看到，滿族的某些部落，譬如“庫雅喇新滿洲”（原居烏蘇里江流域及以東濱海地區）中，有的氏族平日恪守不食狗肉不用狗皮的禁忌，但卻“選家犬肥潔者畜室中飼以梁肉，以備祭天”（《黑龍江志稿》卷6，民國二十一年印本，第15頁下）。對于這種習俗應如何解釋？我們認為，這是在一定宗教場合下對圖騰動物加以宰殺的習俗。這種做法，曾廣泛流行于世界眾多原始民族中。

原始初民的思維規律具有與今人不同的特點。他們的思維是形象的、直觀的和膚淺的，還不善于進行抽象思維。在原始初民看來，個體與種群之間并沒有明確界限，動物的死亡亦如人的死亡，并不會導致它的消失。相反，它繼續活著，與自己的種群永遠不可分割地“互滲”著，這就是法國學者列維·布留爾提出的原始思維規律之一——“互滲律”（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商務印書館1986年譯本，第229頁）。正是基于這種靈魂不死的觀念，原始初民對圖騰物的態度，在現代入的眼中，就表觀為似乎矛盾的兩方面：一方面，由于深信與圖騰之間具有同一血緣，甚至認為自己就是由這種圖騰繁衍而來的，所以一般地禁止獵食圖騰。但是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場合下，他們又會毫不猶豫地宰殺圖騰，并且在舉行相應的宗教儀式之后分享它的血肉，藉以分得這種動物神的特性和權力。周期性地屠殺圖騰，因此成為早期圖騰信仰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關于這點，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在其名著《金枝》中，曾列舉了大量實例，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某一信仰大雕的印第安人部落，在每年舉行祭典時，總要殺死一只大雕作為祭品；又如古埃及人奉公羊為神獸，但在一年一度的阿蒙節上卻要殺一只公羊祭神；還有非洲一些部落殺死神蛇、新墨西哥印第安人殺死神龜的風俗等等，都是周期性宰殺圖騰的例子。即便在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儀式中，也能追尋到圖騰餐的痕跡。在行圣餐禮時，虔誠的信徒們分食象征耶穌血肉的圣餅，“藉此來仿同他和得到圣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