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鼓原是滿族最具有特色的民間樂器，隨著清軍入主中原，這一特殊的樂器也在中原大地流傳開來，通過民族融合，使得山東文化里的八角鼓除了滿族特色更添加了漢族獨特表演技藝，同時因為一俗曲小唱為主更容易為大眾接受。

八角鼓，又名八旗鼓，因伴奏樂器八角鼓而得名。最初八角鼓是滿清軍營中的“軍歌”，盛行于滿清貴族中，后漸漸形成一種說唱藝術形式。音樂結構為曲牌聯綴體。約于清乾隆年間傳入民間，得到廣泛傳播。

八角鼓傳入山東約在清乾、嘉年間，在長期的傳唱過程中，逐漸成為富于山東地方特色的曲種。八角鼓在山東最早記載，見諸清嘉慶年間濟南華廣生所輯《白雪遺音》一書。此書中記錄了流行俗曲說唱形式數十種，內輯八角鼓唱詞49段。有些與今存八角鼓唱詞基本相同，可見八角鼓在山東流傳之久遠。

八角鼓傳入山東有三條途徑：一是沿京杭大運河傳入聊城、濟寧等水路碼頭重鎮。第二條途徑，是由在京為官的山東籍官吏還鄉帶回。第三條途徑，則是進駐山東的八旗軍營帶入。青州的八角鼓即是如此。

八角鼓得以在山東各地流行，與山東俗曲小唱盛行及其悠久歷史有密切關系。宋元散曲、諸宮調，明代俗曲、時調都曾在山東盛行。至清代，聯綴各種小曲演唱故事的曲藝形式，在山東各地普遍存在。淄博有俚曲，臨清有時調，濟寧有平調、嶺兒調，曹州有山東琴書的前身“小曲子”（也稱“琴箏清曲”）。八角鼓和它們一樣，也是以聯綴各種俗曲小唱為主要音樂形式，所以它能很容易為山東人接受。

八角鼓在山東雖然流傳較廣，但因多數為自娛性演出，影響面較小。除聊城、濟寧外，各地八角鼓無橫向交流關系。在封閉式的傳唱過程中，逐漸由“京口”演唱而變為以各地方言演唱，并受當地姊妹藝術的影響出現種種變異。因此，山東各地的八角鼓，演唱上呈現出不同的個性色彩。

八角鼓傳入山東之初，首先傳唱于官僚、士紳、文人、巨賈之中，至清末才逐漸傳入市民、手藝人等平民百姓之中。其演出也沒有正式組織，多系愛好者自發結合。

八角鼓演唱形式，以坐唱為主。多為一彈一唱，也可數人聯唱。主要伴奏樂器為三弦。演出人數多時，可增加四胡、月琴、揚琴、墜琴、琵琶等。擊節樂器以八角鼓為主，有時也加入小鈸、玉子、碟子等。

八角鼓曲（書）目比較豐富，已搜集到的抄本即達300余篇。大部分曲目為各路八角鼓所共有，只是流傳中逐漸遺失，存留多寡各不相同。八角鼓的曲（書）目，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抒情為主的短小唱段。此類曲目文學水平較高，多為文人寫作，詞句文雅，重情趣，格式嚴謹。

另一類是有故事情節的書段。此類為八角鼓演唱內容的主體，取材廣泛，故事性較強。有取材于民間故事，取材于民間生活的曲目曲詞俚俗，富于生活氣息，大量方言及民俗情節的加入，使得曲目極富地方特色，最具代表性。八角鼓一般均無長篇書目，唯萊陽八角鼓藝人董岐山編創了《萊蕪縣》一部。

山東八角鼓音樂為曲牌聯綴體結構，使用的曲牌總數，據藝人講可達300余支。但大都在傳唱中遺失。從現存的90余支曲牌來看，多數是明、清以來流行的時調小曲，以及少量民歌和來自姊妹藝術的曲調。

山東八角鼓傳來之初皆用北京語音演唱，后逐漸改為方言，但仍殘留京音演唱的痕跡，而青州八旗營后裔演唱則仍用京口。音樂上，因其封閉式的傳唱，也基本保留了原始曲調。因此山東各地八角鼓各分支間，雖很少交流，甚至是絕無往來，但同名曲牌的曲調卻基本相同。僅為適應各地方言語調，在旋律進行及裝飾音上小有變化罷了。

山東八角鼓曲牌聯綴較有規律，一般有三種格式。一是僅用（鼓子頭）、（鼓子尾）演唱的單曲結構，多用于較短小抒情曲目，在八角鼓所使用的數百支曲牌中，只有這兩支是八角鼓所獨有，可謂八角鼓典型音樂代表。

二是小套格式。聯綴方式如：鼓子頭→陰陽句→羅江怨（或剪剪花、玉蛾郎等慢曲牌）→鼓子尾。此套路適合演唱數十句以下的小曲目，也是藝人們填詞創作最常用的一種套路。這種套路形式，可以使短小的唱段，仍能保持起承轉合的完整音樂形態。

三是用于長段書的套路。其聯綴曲牌一般為十余支，某一曲牌可能重復使用多次，而且曲牌的變體增多。除在開頭結尾固定使用（鼓子頭）、（鼓子尾）外，其他曲牌的聯綴比較自由，曲牌會出現“加垛”、“樓上樓”、“破曲”等各種變化。各曲牌大都以“過門”相連接。